《破地狱》：在生死边缘寻找人性的出口

叮当

  

   作为一部以殡葬行业为切入口的香港电影，《破地狱》用四场葬礼串联起生死命题下的众生相。主角道生从婚礼策划转行殡葬经纪的荒诞设定，既暗喻生命仪式的两极——婚礼象征希望，葬礼指向终结，也折射疫情后普通人被迫转行的生存困境。影片通过道生与传统喃呒师傅文哥的合作与冲突，将“破地狱”这一道教超度仪式转化为对生者精神困境的隐喻：疫情后的经济压力、代际隔阂、性别偏见、同性伴侣的悼念权被剥夺等议题，都成为困住活人的“地狱”。

   电影最动人的部分，是对殡葬行业中真实人性的捕捉。比如一位母亲执意用科技保存亡子遗体，表面是疯狂举动，实则是对丧子之痛的逃避与执念；同性伴侣被法理丈夫剥夺悼念权利的情节，则暴露了社会伦理对个体情感的压迫。这些案例让“破地狱”的仪式意义超越宗教范畴，成为生者与自我和解的尝试——正如道生逐渐领悟到“活人比死人更需要破地狱”。而文哥家族“传男不传女”的行业规矩，以及女儿文玥打破禁忌执掌仪式的成长线，既展现了传统父权的桎梏，也暗含对女性主体性的探索，尽管有观众认为这种反抗最终仍困于“被父权承认”的框架。

  影片的争议点集中在家庭叙事的处理上。文哥作为传统父亲的代表，以“为你好”之名控制子女人生，却在临终遗书中用“玥即珍宝”的告白完成和解。这种通过一封信突然消解多年矛盾的设定，被部分观众批评为“强行温情”，未能深入代际冲突的结构性根源。相比之下，文玥从渴望父亲认可到主导仪式的觉醒更具说服力，但她的精神成长在后期缺乏延续性，削弱了角色深度。而道生从功利主义的殡葬中介转变为情感疗愈者的转变，虽依托于四次葬礼的经历，但某些转折稍显生硬，例如他对同性伴侣悼念权的支持更像“正常人该有的反应”，却被赋予过高的救赎光环。

   在文化表达上，电影试图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张力。文哥坚守仪式细节与道生推行“情感定制”的冲突，映射出非遗传承的普遍困境：是恪守形制还是适配时代？影片给出的答案是通过“人本”纽带实现共生——文哥默许女儿执仪，道生学会尊重传统内核，暗示文化存续需兼顾情感共鸣与形式创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电影对死亡的真实刻画打破禁忌：腐烂的遗体、刺鼻的气味、生者的崩溃，这些不加修饰的镜头与《入殓师》的静谧哀伤形成反差，更贴近华人社会对死亡“敬而远之”的复杂心态。

  当然，《破地狱》并非完美。部分情节如文哥的突然转变、对死亡哲学的探讨止步于案例呈现，都暴露了叙事上的仓促。但其珍贵之处在于，当华语电影大多沉溺于商业类型片时，它敢于触碰殡葬这一“不吉利”的题材，并用克制的笔触将镜头对准生者的精神困境。当文玥高举虎旗完成仪式时，传统与现代、死亡与新生、束缚与自由的意象在此交汇，让“破地狱”超越了宗教仪式的范畴，成为每个普通人面对生活心魔时所需的勇气——正如那位保存儿子遗体的母亲，最终在缠绕白布的过程中学会告别；也如银幕外的观众，在泪水中照见自己的执念与释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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